清 明
文/任理
拖家带口，工作在外多年。虽距家不远，在地方乡镇供职，可公事、私事、家务事，事事缠身，常常一年半载回不了老家一趟。况且，每次又是来去匆匆。因此，工作期间，偶尔遇见家乡人，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。而当把这种亲切化为行动时，自然就多了一些亲情故事。本人虽职不高，权不大，可却小有些协调能力。因而，凡有家乡近邻前来求助的，只要力所能及，皆来者不拒。
2007年早春的一个上午，在镇政府大院，我推着摩托车正准备下村，迎面走来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。老人身体很硬朗，虽须发全白，但却面色红润，步履轻捷。刚搭话，还没唠上两句，发现老人竟是我老家那边的人，就是原来我们那个邻边生产队的胡业庭。二十多年不见，真的差点认不出了。老人耳朵有点背，可脾气很暴。三句话没说，就大骂“大队干部孬种！”他说：“公社发了恁多的面粉，全给了他们的对眼人，没给我一星星。”说着，便问公社书记在哪。我告诉他，书记不在，并解释，现在不叫公社了，叫镇。我问他找书记干啥？他说想找点吃的，问我能不能帮点忙。我感觉他的要求不高，便说，别急，等会我看可能想办法，给你解决一点。说话间，便把他领到了我所在镇政府里的家。听说他还没吃饭，又忙叫妻子到街上买了两碗辣汤和几个小笼包子。他边吃边鼻涕邋遢地和我唠叨了起来。攀谈中，我才想起，他中年丧妻，早先和未成年的儿子在一起生活。二十多年前，儿子在拾荒中因参与盗窃*电缆，被政府判了无期徒刑。儿子不在家，嫁出的闺女只好安排自己的女儿，早晚来照顾下老人。平日里，老人的生活，全靠他自己鸡挠食般的挠一爪吃一爪。得知老人如此处境，我不胜唏嘘。我知道此时再去联系村里，不可能再有多余的面粉。便直接去找分管民政的副书记，费了好多口舌，将老人的处境述说了一番，才给他调剂了一袋面粉。安顿完老人，我正欲离去，发现街上没车，老人无法将面粉带回。我便索性地将他人和面粉，一并用摩托车给送到了家。
卸了面粉，我跨上摩托正要离开，老人急匆匆地赶过来，一手攥住车把，一手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你是个好人，以后有机会，我要好好谢谢你！”
大约是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，我们一家正在吃饭，老人拎着鼓鼓囊囊半蛇皮袋东西，一下子闯到了我们桌前。没等询问，老人便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家里没什么好的，给你带了点粉丝和蒜头，粉丝是闺女给的，蒜头是我自己种的。我看你们都很好，以后我们就当个亲戚走吧！”说完，转身就走。听了老人的话，我鼻子酸酸的。我和妻子慌忙拦住他，我们怎么可以要老人的东西呢？推辞中，我坚持把蒜头留下一点（一点不要，老人无论如何都不答应。），粉丝让他带回，并让妻子把几天前一个亲戚送来的几包白糖拿给他，可他却坚决不要。很后我们像打架一样硬将白糖塞到他的蛇皮袋里，把他推到门外，好说歹说，他才愿意离开。
此后，因为工作忙，我很久没有见过他。后来，听妻子说，打那以后，老人又先后来过两次，只是我都不在家。
2010年正月初六，家侄结婚，我提前一天回到了老家。晚上，在和亲人们的闲聊中，无意间，问及了老人的近况，并把那次要面粉的事叙了一番。可亲人们听说后，却不以为然地跟我说：以后再有乡邻遇事去找你，谁的忙都可以帮，唯独不要去管他的事。他们说，他整天装聋作哑，倚老卖老。闯进人家，见什么拿什么。你不能阻拦，阻拦了，他就和你拼命，并说你少他的。都是过日子人家，他这么大年纪，谁和他一般见识呢！
家侄结婚，我只请了两天假。第二天午后，待堂席坐罢，亲友散去，我正准备搭顺路的车返回单位时，不想一个白胡拉碴的老人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竟是我好久不见的老人。只见他右手拄着一根一米来长的竹竿，面色灰黄，步履蹒跚，白刷刷的寸许胡须随着那语无伦次的话语而不停地颤抖着。想起昨晚亲友们的劝诫，心里不免有些忐忑。可转念一想，自己毕竟帮过他，感谢倒是不必，他也许不会过于胡来吧？可没等我怎么深想，他说话了。他先是平静地伸出左手，轻轻地拉了一下我的衣襟：
“还认得我吗？”
“大爷，看你说的，怎么不认得？认得。”我尽量把语气说得亲切平缓一些。
“哦，认得就好，认得就好……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微微地点着头：“你少我那么多钱，今天少给也得给点了！”说着，他双目无光呆滞地盯着我。
听到这话，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。天哪，我啥时少过他的钱呢？这分明是胡来了？也巧，那天我身上没带多余的钱，倘有余钱，自己也不至于被搞得那般狼狈。要钱，给他百儿八十的就是了，可惜没有。几个弟妹见我无奈，都说，大哥，你走你的，别理他。可我刚转身，老人便一把扭住了我：
“你还想跑？”
我轻轻推开老人，想尽快脱身。谁知这下可惹火了他。
“想打架？我整天就想和人打架！”说着，手起竿落。无备中，我被他拦腰打了一下。但毕竟是个老人，第二竿没等落下，便被我顺手接住了。可这也不算光彩啊！亲友们见我无法脱身，便一拥而上围住了他。我这才得以从院子的侧门逃开，像贼一样从另一个巷道里悄悄溜出，偷偷钻进停在路边的一辆轿车里，并且轻轻地关死车门，大气也不敢出一声趴在后面的座位上。后来，直到车子出街，我才敢坐起来。那情形简直就是个逃犯。
晚上到家，我把当天的遭遇告诉了妻子。妻子气愤之余，不无讥讽地冲我道：“看你以后还多事不？雷锋，现在已经过时了，你还蒙什么蒙？”面对妻子的指责，我无言以对。我无法搞清，我的施救到底是对还是错？更令我迷惑不解的是，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施救与回报的巨大反差呢？
夜，已很深了，我却辗转反侧，久久不能入眠……
五年前，清明节的前一天，为祭祖，我又回了趟老家。在和路遇人的闲聊中，听说老人已经死了，而且死的很惨，大约己有半年多时间了。说他是在夜游中，摔到一个田头的小沟里而被淹死的，直到第二天上午，才被人发现。听他一个房内的侄子说，两年前的一个下午，大爷到村里去了一趟，不知因为什么事，同村干部吵了一架。回来后只见他话也不说，光是眨巴眼，脸都青了。接着倒头就睡，一连两天，都听不到他的声音。再说话，好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有时候还反反复复地老说同一句话，有人说，没有人也说。嘴不闲着，腿也不闲着，天天到处乱走，见着谁，都说人少他的钱，弄得谁都不敢接近他。
听他家侄的一番述说，我许久没说一句话。我不知道老人是不是又因为面粉之类的事而招致了烦恼呢！至此，我似乎明白了什么。面对老人的如此境遇，我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。至于先前亲友们对他的那些评说，此时，在我的心里，己是荡然无存了。我深知，世间，象有老人这样境遇的人简直是太多了，无论我怎么向善，都是我无法解救的。但对于这个胡老，我还是愿意再帮他一把的——尽管我被他无端地打了一竹杆。可惜老人已经走了。
在去祖坟的路上，我在心中默念：老人家，您安息吧！望您来世能有个好光景……
2020年3月22日午夜于合肥
作者简介
任理，男，本名蒋仁礼，1955年生于安徽灵璧，在政府部门工作。1981年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、新闻通讯、调查报告、散文、随笔等30多万字，现居合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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